本报评论员熊志
　　2011年中国政府采购规模达1.13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财政支出11%；加上教育、卫生、保障性住房以及铁路、交通、能源等，则超过5万亿元，成为全球最大公共采购市场。但采购存在规范化不够、信息不透明、效率不够高等问题。
　　政府从市场上购买公共产品或服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从国际上看，政府采购制度也是各国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历史较短，但采购规模的增长却十分迅速，10年间增长10倍，由2002年的1009亿元增加到2011年1.13万亿元。
　　政府采购规模的大幅增长，一方面说明政府职能转型较快，政府办企业、办事业的局面有很大改观，市场可以配置的资源已经与政府脱钩，政府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的管理和服务者的角色上来，仅就这点而言，采购规模增长值得肯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采购规模急速膨胀的同时，却没有建立健全的采购制度，采购管理滞后于采购规模扩张的速度，因为采购规范化不够、信息不透明、效率不够高等原因，衍生出不少不合理的采购行为，提高了政府采购成本。
　　不合理的采购行为，主要有两类，一是采购标准失范，缺乏精打细算的精神，买什么不买什么，不依据质优价廉，要么“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要么热衷于进口产品，这从近年来曝光的各种“天价采购”可看出。此外，不合理的采购还表现为采购腐败，采购方政府串通投标企业，内定采购对象，从中获取回扣，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几家企业长期垄断政府采购的局面。从结果上看，不管哪种方式，浪费成本和腐败成本都折兑成采购资金，最终只能由公共财政消化。
　　规范政府采购，首先得完善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关于采购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有积极尝试，包括设置采购专员，推行集中采购制度等，但效果不甚理想，因为这些手段未触碰到采购制度的核心。在一些政府采购中，地方财政部门既是采购需求人，也是审批人，还是监督人，角色交叉混乱，政府采管一体，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既是采购方，也是采购信息的独家发布者，即使政府公开了采购细节，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公众还是很难判定采购有无不妥，这即是信息公开的“玻璃墙”。我们所强调的采购公开公示，前提是引入独立的、专业化的监督主体，由它对政府采购进行监督，政府采购需求方、执行方、监督方相互分离，在有监督的基础上实现公开透明。
　　不过，政府采购行为本质上还是财政行为，财政支出得不到约束，单凭一套采购制度很难约束采购行为。现在地方的财政支出常常以往年的财政预决算为标准，此外，目前的财政公开也还没到巨细无遗的地步，公开程度往往止于大的支出类、项，这造成两个结果，一是政府采购支出往往被掩盖在大的预算门类下，不够公开和透明，二是政府年底突击花钱、突击采购现象严重，抬高了采购成本。
　　政府采购本身意味着职能转型，意味着政府参与市场交易，实现政企分离、政事分离，但转型的目的还在于，通过政府采购行为，将参与市场交易的政府打造成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的理性经济人，懂得比对价格和质量，权衡支出和收益，进而完成公共财政的节约和优化。

来源：长江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