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一揽子计划的实施，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态势没有因为外部冲击而发生大幅波动，经济年度增长率依然保持在9%以上，2010上半年更是一度达到11．1%。而2010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到9．5%—9．8%的增长平台，2010年第三季度增长9．6%，第四季度增长9．8%；今年第一季度增长9．7%，第二季度增长9．5%。从一些先行指标看，经济增速还有放缓的迹象。 
　　在数座桥梁垮塌、高铁事故频发等公共工程质量隐患屡屡暴露的背景下，要求中国放低经济增速的声音越来越多。有声音说中国经济要“硬着陆”，将出现滞胀，也有观点表示这是回归到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增长速度。 
　　“其实单纯地谈放低经济增速并没有意义，实际上我们是有可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保持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发展目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立群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轮经济增速放缓是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表现，中国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依然十分强劲，中国应抓住时机为新的一轮经济增长构筑基础。 

　　政府调控并不是指向速度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看待这一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政府调控在本轮经济增速放缓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张立群：中国这一轮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我国政策调整有关，表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正由危机应对的政策模式转向常规的政策模式，这是非常重要、刻不容缓的。 
　　2009年，我国经济依靠一揽子计划、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让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但在“保八”成功的同时，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如财政赤字的规模迅速扩大，2009年新增贷款更是达到了9．59万亿元，通货膨胀的隐患也迅速增强。在这个背景下，必须尽快地调整政策，把经济增长由政府力量推动转向市场力量推动，转向内生性的增长模式。 
　　政策调整从2010年就开始了。从政府投资来看，2010年由政府支持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增长速度由2009年的42%下降到18．5%，2011年政府投资依然是下降趋势；从货币政策来看，也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收紧的货币政策，比如从2010年到现在12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对贷款增量实行额度管理等。实际上，这些政策都是在加快宏观经济政策从危机应对向常规转变。 
　　政府欲通过转变政策模式，避免由此带来的财政赤字、包括国债规模压力的增大，避免货币政策扩张带来的通货膨胀隐患，也的确收到了一些积极的效果。目前来看，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持续减慢，到今年8月末，M2余额的同比增速已经降低到13．5%；财政投资性建设方面也明显降温，重点完成在建项目，而对新开工项目进行严格的限制；通过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监管，对地方债务也进行了有效的控制。当然，推动经济增长的政府力量在逐渐退出的过程中，市场力量不能立即强大起来，在两种力量交替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不断下降，但我们可以看出下降过程其实是比较平稳的，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到今年第二季度的9．5%，经过六个季度也只下降了二点几个百分点。 
　　我认为，政府调控并不是指向速度，而是指向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增速放缓其实是从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增长到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增长，这样一个转换过程中出现经济增速的回调，这个回调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样的政策模式调整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总是采取大力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会低于9%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社科院2010年发布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指出，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首超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预测2011年GDP增长率可达10%左右。目前来看，10%的增长率对于中国是否能实现？另据世界银行专家预测，2011年—2015年中国年均潜在增长率将为8．4%，2016年—2020年下降到7．0%。您认为这个预测又是否符合中国实际？ 
　　张立群：首先我估计今年的GDP增长率可能会比9%略高一点，但达不到10%。从过去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10%需要相对猛烈的经济结构变化来支撑。比如，我们在“十五”到“十一五”期间，工业结构剧烈变化，由轻型化向重型化转向等，但现在工业转型后的各方面都已经发展得比较好，在这个基础上，基于结构剧烈转变所支持的投资强度就会下降；又比如外贸出口方面，我国2003年到2007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是29．2%，但当时有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因素的推动，再加上美国金融创新，房地产繁荣，带动世界经济全面繁荣、高涨，而这些条件在“十二五”之后都不会出现，“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结构将经历深刻调整，我国的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有可能从接近30%降低到15%，甚至更低。无论是出口还是投资的增长，都开始由快速增长转向平缓增长，这意味着支持经济增长的市场条件已经改变。从这些情况来看，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不会达到10%。 
　　其次，我认为世行对中国经济的年均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则偏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比较明显，经济增长的动力还是非常强大的，“十二五”或“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应该还是在9%左右。第一，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率只有49．68%，进一步城市化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第二，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人均收入处于较快提高时期，国内市场空间非常广阔，国内市场的发展潜力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第三，中国发展制造业、服务业在资金、劳动力、技术方面也有很好的要素保障：我们现在的储蓄率很高，人民币存款余额超过70万亿，远远大于投资总规模；9亿多的劳动年龄人口，在城市制造业、服务业实现就业的不到4亿，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潜力非常大；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移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将持续吸引他们进行技术转移，并且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也在不断发展，这为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未来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是“有钱、有人、有技术”。制造业、服务业的发展能带来就业和收入的持续快速增长，就业和收入的快速增长又可以使消费需求的潜力变为消费市场扩大的事实。这就使中国经济发展具备可持续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以上三点背景下，我认为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不会低于9%，中国实现经济中长期增长的基本条件还是非常好的。 
　　中国经济时报：虽然要求中国放低经济增速的声音越来越多，但在年初各省公布的2011政府工作报告中，有25个省份的GDP预期增速达到或超过10%。从公布的今年全国各省区市上半年GDP数据来看，除京、沪外，29个省份上半年GDP增速均超过全国9．6%的平均水平。从近期和整个“十二五”时期来看，是否该让中国经济增速放低？ 
　　张立群：我觉得要明确的是，不能把转变发展方式和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对立起来，不能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然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两者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其实单纯地谈放低经济增速并没有意义，实际上我们是有可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保持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我们能达到的最好的发展目标。不要把“好”和“快”对立起来，认为“快”了就不能“好”，要“好”就不能“快”。从中国处理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关系来看，发展的速度太慢是不利于稳定的，把转变发展方式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这两个目标很好地统一、结合起来，这才是我们要努力的最重要的方向。 
　　我们首先要看到地方政府指标设定积极的方面，地方政府加快经济发展的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这要给予肯定，因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都要依靠发展，所以地方政府这种发展的迫切愿望要理解。但我们也要强调是科学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仅仅追求短期的高速度，或者是为了维持高速度付出的代价巨大，这就不值得了。 
　　我无法评价地方指标定得是否合适，关键是指标的实现是否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如果符合科学发展要求，那其所实现的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值得肯定的。但从目前来看，很多地方在科学发展方面，比如节能减排、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等方面下的功夫是不够的，而只是把经济增长的指标提上去了，这确实是有片面性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地方政府在确定发展指标的同时，要注意这些指标是否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是不是在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实现经济较快的增长，这才是更重要的。 

　　宏观调控的重点是货币政策力度 
　　中国经济时报：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正处高速发展时期，1980年日本的GDP已接近美国的一半，世界曾对日本进行热捧，而进入90年代，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则逐渐滑落。我们可以从日本的发展轨迹中获得什么可以借鉴的经验？就目前和长远来看，宏观调控的重点是什么？ 
　　张立群：当时日本支持经济发展的技术主要依靠从外国引进、学习，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使得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后劲不足。所以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更要注意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注意核心竞争力的培养，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汲取的经验。 
　　目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是要把货币政策的力度把握好。现在物价上涨的高点已经出现了，并呈现高位回调趋势，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在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是要巩固控物价、控通胀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经济增长方面，特别是企业发展方面的要求。货币政策的方向要保持，但力度及一些针对性的措施要调整。 
　　更为重要的是要抓紧时间为中长期新的一轮增长构筑新的基础。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应对方式是发达国家政府力量介入，目前看很可能会成为一次由政府力量推动而延迟爆发的危机，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来看，未来很可能出现新一轮剧烈的调整。所以中国应该抓住近几年的时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深化改革，完善体制建设，把经济增长新的基础加快构筑起来，让我们现代化建设有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可持续的起点，这样才能为应对未来可能的外部冲击做好充分的准备。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