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06年4月，30多位中国内地著名的企业家在香港集体拜会李嘉诚先生时，李嘉诚向大家作的开场白。来自不同行业、如此众多的著名企业家集体前往拜见一位商界前辈，并不多见。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可能有两次：2000年5月，中国18位大型国企的领导者到美国GE管理发展学院聆听杰克·韦尔奇的教诲；2004年7月，退休后的韦尔奇来到中国与众多中国企业家进行为期四天的公开讨论。

　　这六年来，中国商界著名的CEO们三次拜会两位堪称商界大师级人物的经历，对每个参与者来说可能都是一种终身难忘的人生体验，也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们希望在华人商业土壤上成长为全球大企业的强烈愿望。

　　不妨把与大师会面的历次场景，当作中国企业家、中国企业成长变迁的一个侧面。六年前，第一次亲临GE的中国企业家们对GE完善财务管理能力大感惊异；两年前韦尔奇来中国时，中国优秀企业家与韦尔奇不失风度地当面论剑，彼时情状，直可称为跃跃欲试；今天，被这个集体拜会李嘉诚的CEO班学员谈论得最多的，是国际化中的痛苦与希望——毋庸预言，仅仅几年之后，这份痛苦与希望就会被现实超越。

　　观摩最成功的商业样本，与大师面对面“过招”，中国企业家在开阔眼界的同时，内心也萌动着学习甚至超越标杆的愿望，“要成为李嘉诚很难，因为他的时代具有独特性，但是我们有可能学习和超越他。”阿里巴巴CEO马云说。

　　当然，对于这样的集体拜会，也有不一样的声音。来自北京锡恩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姜汝祥博士的声音异常冰冷：“中国的企业家对韦尔奇和李嘉诚都是误读：韦尔奇的逻辑是西方职业化的逻辑，能把企业做大做强的不是个人，而是遵循逻辑的结果。大家都以为李嘉诚的成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李嘉诚是以西方企业制度为轴、以中国文化为手段，他的成功是西方制度化的成功。”或许，这种不一样的解读会让这两位大师的形象更为丰满。坐落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湾的中环长江中心大厦第七十层。电梯门打开，陆续走出傅成玉(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李东生(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牛根生(蒙牛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复星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马云(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CEO)、朱新礼(汇源集团董事长兼总裁)、江南春(分众传媒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等30多位中国内地著名的企业家。按照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的说法，他们都是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后来，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这个队伍中的人也大都如此称呼这个团队。

　　电梯门打开，李嘉诚出现在门口。很多人没有想到，李嘉诚会亲自站在电梯口迎接他们。李嘉诚谦恭地和每一位来客握手。从2006年4月8日中午11点开始，随后的三个小时将被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津津乐道。

　　在局外人看来，这就像是一次朝圣。尽管并不是每一位到访者都有这种感觉，但对于眼前的这位78岁的老人，大家心存尊敬应该是毋庸置疑的。关于李嘉诚的书籍和传说在大陆广为流传，“李超人”的知名度堪比最当红的明星，他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民间而不仅仅是商界。而这30多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和李嘉诚面对面。

     CEO班心之所系：国际化

　　“我一年前就跟李先生请示，他说到时候如果在香港就没有问题。一个月前把这件事定了下来。他很高兴，能够见到这么多国内顶级的企业家。”项兵说。拜会李嘉诚，是长江商学院首期“中国企业CEO课程”学员班“香港模块”的一项内容。

　　在香港的课程为期5天，见到李嘉诚可能是整个活动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尽管项兵强调课程非常重要，但他也承认，与李嘉诚会谈是“一个奖励”，“一个亮点”。

　　“这次课程主要是讨论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项兵对《中国企业家》说，“中国企业家的全球视野有待提高。李先生是个很好的例子，他在电讯、货柜码头等外国人志在必得的领域里做到数一数二，不是容易的事。《经济学家》曾说，亚洲华商很多，但都是本土的成功，李先生可能是很少的例外，如果不是惟一的例外。用全球资源对抗全球企业，李先生是做得最好的之一。我们的很多产品、经营模式，拷贝的多，创新比较少，知识经济比较少，很多行业还停留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水平。”李嘉诚的生意分布在28个国家，足称国际化的楷模。

　　学员中有收购雅虎中国的马云，有收购优尼科未成的傅成玉，有番茄酱生产做到欧洲第一的中基公司董事长刘一。对于这些来自身边的案例，学员们兴趣浓厚，讨论也热烈。傅成玉讲的是如何在“中国威胁论”抬头的情况下进入别的国家，“我们在国际上走得比较多了。拿开拓国际市场来说，过去我们一直比较注重的是‘术’，后来比较注重‘势’和‘道’。尽管我们是资源型企业，但是毕竟资产在人家那儿，你也要在那儿管理。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环境下，‘道’是最重要的。要把我们的‘道’和不同文化对接，让当地的人民和政府认为是对的，是对他们有帮助的，光是我们认为对没用。我们的模式就是要共赢。我去那里投资，搞资源开发，要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贡献。将来各位走到国外可能跟我走到一块儿去。我现在到一个国家，见总统也好，见总理也好，不是说你这儿有资源我来投资，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有没有需求，有什么样的需求，有困难要解决我可以帮忙。能帮上你我就来，帮不上我不来。其实资源所有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他需求的不是谁给他去开发资源，他需要基础设施，高速公路，电厂，通信，我帮他们解决。将来你们这些企业家，我给你们揽下活儿，你们来做。政府没钱，我怎么设计呢？我拿钱给你开发资源，开发出来后，你用政府的份额还基础设施的钱。政府不花钱可以做很多事。我们目前正在推这个模式。如果你们愿意，我带你们去。”

　　两年前，韦尔奇和李嘉诚都对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提出过忠告。韦尔奇说：“中国（企业）必须面对（反倾销）这个现实。我预料，这会成为未来10年-20年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经济问题。日本80年代曾经是很多反倾销的对象，但最终取得了平衡。日本企业后来到美国开设了许多工厂，供应链也在美国，这才是可持续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美国开设工厂。”李嘉诚说：“国内对此（反倾销）尚无感觉，将来会有很大问题。欧洲很多国家失业率很高，中国货价廉物美卖到那里，当地人职业受到影响，人家有反感是迟早的问题。国内企业应该自己想出一个办法，办法不是没有。现在（中国的）制造赚的钱很少，钱都让中间商赚走了。中国的企业机会很多，但要做一个成功的跨国企业，你的市场必须要靠自己建立起来。我50年代创业不久就直接找到国外市场，摆脱了代理商，现在国内企业有自己市场的并不太多，值得深思。”

　　马云对自己所在领域的国际化前景相当乐观：“我觉得我们作为新经济的行业游戏才刚刚开始，而且我们也使用了‘颠覆性战法’。五年十年后，我相信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老外未必能赢，他们彻底败给我们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或许是行业的关系，江南春对国际化有自己的看法：“长江商学院非常乐意说中国企业如何杀出国门，其实我们在座的大多数企业还是立足国内的，尽管都是各行业领军人物，目前为止国际化程度不高。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在已经进入国际竞争的中国市场中生存与发展，建设自己的壁垒。中国市场本身已经是一个国际化市场。”

　　在很多学员看来，“CEO班”的主要价值在于大家能有机会彼此聚在一起，而见到李嘉诚无疑是增值。“中国企业家CEO课程”学员班由长江商学院和沃顿商学院、欧洲工商管理学院联手开办，共分四个模块，后三个模块将分别于今年6月、9月和11月在美国费城、法国枫丹白露和北京进行。 

    李嘉诚的开场白：华人首富的彬彬有礼

　　前一天（4月7日）晚上，每一位企业家都收到了李嘉诚的请柬，请他们到长江中心大厦午餐。“李先生吩咐必须送到每一个人手里，还要我们亲自签字。”朱新礼对这一点印象深刻，“实际上以他的地位，通知大家一声也就完了。”

　　午餐前，大家得知还需要抓一个号码按顺序落座。“中国人讲究排座次，我们的企业又有大有小，年龄也老少不齐，这个办法确实好。”朱新礼认为，李嘉诚的细心让每一位受邀者都受到了尊重。朱说，有几位年轻的企业家觉得弄这么复杂没有必要，但几个小时过后，他们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老先生说，今天我有这个荣幸能够接待各位，整个长江集团蓬荜生辉，让你听起来好舒服啊，其实跟人家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江南春回忆，“李先生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内地做得很好的企业家，我要向你们学习。他真的是发自内心地说，不像有些人，有了些钱，目空一切，不知道自己有多重了，让人心里不舒服。”朱新礼说。对类似的“朝圣”(他也使用了这个词)冷眼相看的姜汝祥博士也表示：“见到一个巨人，一位获得世界承认的精英，这可以让中国的企业家们有所收敛——有很多人一旦做成功了就成了神。”

　　2005年9月25日，长江商学院首届毕业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李嘉诚做了题为《强者的有为》的演讲。“你们诸位先生女士，都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在你们选择的行业内也曾付出努力、争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前途也一定是无可限量的，你们才是最懂得掌握和有能力主宰自己生命的人，因此我认为我不应该告诉你们应该做些什么，或者不应该做些什么。”相信这样的开场白会让在座的每一位都感到“好舒服”。

　　李嘉诚的彬彬有礼甚至比他的财富更让人称道。当然，是以巨大财富为背景的彬彬有礼。

　　寒暄过后是一个小的茶歇，企业家们开始要求和李嘉诚合影。“这么多CEO过去，争着和李先生拍照。这些CEO也不白给（不简单）呀，都是很牛的同志。偶像就是偶像，厉害。”二十多天过去后，谈起这次拜会，江南春依然很兴奋。

　　在牛根生的记忆里，李嘉诚称自己对三个企业很熟悉。一个是中海油，因为跟李嘉诚有生意往来。一个是阿里巴巴，李嘉诚对马云说“名气很大”。第三个就是蒙牛。“如雷贯耳，李先生说，接着又重复了一遍。”牛根生说，蒙牛进入香港市场后很受超市欢迎，李嘉诚旗下有百佳超市连锁，所以对蒙牛熟悉。“做企业再苦再累，能听到李先生这么说，值得。”后来，CEO班的学员们在香港模块学习结束后总结时，牛根生说：“蒙牛是养牛、卖牛奶的，李先生都这么说，我半宿没睡着。”同学们哈哈大笑。

　　平易近人，是企业家们对李嘉诚的共同印象。马云也是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李嘉诚：“做得最出色的人往往很平凡，这样的人非常值得尊重。” 

      午餐：宣讲平凡与常识

　　午餐开始。企业家们分成四桌，按事先抓好的号各自归位。李嘉诚从第一桌开始，每桌坐半个小时。朱新礼和江南春很幸运，刚好都挨着李嘉诚，因此，他们与李先生的合影最多。

　　“我们都很崇敬您，”朱新礼对李嘉诚说，“能不能用一句话概括您的人生感悟？”“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李嘉诚回答。

　　2004年6月，在汕头大学的一次题为《奉献的艺术》的演讲中，李嘉诚比较了中国古代的范蠡和美国的富兰克林，认为富兰克林“利用他的智慧、能力和奉献精神建立未来的社会”要比范蠡的隐逸生活伟大得多：“今天的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经历着中国历史从来未见的制度工程，努力建设持续开放及法治的社会，拥抱经济动力和健康自我概念的发展，尽管未尽完善，亦不必像范蠡一样受制于当时社会价值观，只能以‘无我’为外衣，追求‘自我’，今日我们可以像富兰克林建立自我，追求无我。”截至2006年2月，成立于1980年的李嘉诚基金会已捐出及承诺款项超过76亿港币，90%用于教育和医疗。

　　近年来，李嘉诚多次在内地演讲，简单、平实、穿透力极强是他的一贯风格。演讲时间一般都不长，但足以让国内的很多论坛相形失色。“过去的六十多年，沧海桑田，但我始终坚持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公平、正直、真诚、同情心，凭仗努力和蒙上天的眷顾，循正途争取到一定的成就，我相信，我已创立的一定能继续发扬；我希望，财富的能力可有系统地发挥。”(《奉献的艺术》)应该仔细读一读李嘉诚的演讲稿——所谓“超人”，不过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自己人生理想的人。

　　朱新礼接着问：“国外的经济环境跟中国有什么区别？”“中国有太多的机会，到处是金矿。中国企业家应该好好抓住这些机会。”朱新礼说，这和他自己对中国经济的感觉一样：“很多人抱怨环境不好，实际上他是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去找机会。”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李嘉诚在内地的投资涉及地产、酒店、能源、港口、超市、饮料、中药甚至玩具，他对中国大陆经济形势的判断可能比很多内地的企业家更为准确。很有可能，人们在赞叹李嘉诚的大笔捐款时，忘记了他本来是一位杰出的商人，一位能够在70多岁高龄“豪赌”3G的企业家。

　　交谈中，李嘉诚时不时拍拍朱新礼的肩膀，就像是两个老朋友。“李先生这样的年纪，两三个小时，几乎一直在讲，精力真的非常充沛。”朱新礼说。

　　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兵问李嘉诚：“您有两个儿子，我也有两个。您是怎么管理他们的？”李嘉诚想了想，说：“应该让孩子吃些苦，让他们知道穷人是怎么生活的。”李嘉诚一直不避讳自己早年的艰苦经历，他曾说：“我从十二岁就开始投身社会，到二十二岁创业时就已经过了十年非常刻苦的日子。”当年李嘉诚的两个儿子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他只给他们买了两辆自行车。他给儿子开了两个银行账户，“一个他们绝对不能动用，但已经准备足够他们完成博士课程的费用。至于使用另一个户口的金钱，他们必须写信给我报告，我会在24小时内回复。后来因为他们功课太多，才接受他们要求改用电话说明。这才是有用的疼爱，我个人认为太多的物质反而有害。”

　　“我以前只是感觉他在商业上很成功，这次面对面地交流，感觉他的成功是在做人上。”朱新礼说。从香港回来，他一直想写篇文章登在企业内刊上，“给厂长经理讲讲这么大的企业家，有那么多财富，却是这么谦虚细心，注重礼节。”

　　江南春做了朱新礼想做尚未做的事。他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每有感想必要写下来。关于这件事，他写道：“与李先生会谈有三点印象深刻，与大家分享：第一，李先生开场问我们四个问题，当我们梦想更大成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更刻苦的准备？当我们梦想成为领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服务于人的谦恭？我们常常只希望改变别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改变自己吗？当我们每天都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样自我反省吗？李先生说，这些问题没有人可以为你回答，只有你自己知道怎样找出答案。

　　“第二，我们问李先生，他认为成长为一个企业领导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李先生讲一个领导要怀着宽容的心、公平的态度去对待同事、股东、下属以及任何人，没有容人之量，凡事以敌意揣测别人，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判断事物一定会失去机会，并且会使人生不快乐。要敞开胸怀、善意诚意待人，懂得舍、懂得不争就会争取到成就。而且，领导一定要有责任感，当困难出现，危机出现，要勇于担当，分配利益的时候要善于让，出现失败的时候要承担责任，这才是做人，做领导更应如此。

　　“第三，我们问李先生，为什么企业如此之大、财富如此之多，每天还如此努力，6点起床一直忙碌到晚上10点，甚至12点？李先生说，一个人一生能用的钱是十分有限的，他一直喜欢勤勉节俭的生活，不与别人去比。当他的两个孩子还只有10岁多的时候，有一个冬天他领他们到路边去看一个7岁的女孩。由于父母很穷，女孩下午放了学就在马路上铺了个报摊，坐在地上、坐在寒风里一边卖报纸、一边做功课。他对他的儿子们说，如果他们能做到这样就一定会成功。李先生说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什么，而是在于他干了什么，付出了什么。他的座右铭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他认为我们都很年轻，应该全身心投入创造更大的成就，同时为家人为朋友为别人为社会奉献更多的价值，并提醒我们要坚持不要松懈，要努力追求更高，创造不平凡的自我，实现人生的意义与目标。最后，李先生送给我们一句话：栽种思想，成就行为，栽种行为，成就习惯，栽种习惯，成就性格，栽种性格，成就命运。”

　　“他讲的都是很平凡的东西，”江南春对《中国企业家》说，“但是他讲出来你就觉得这个故事不普通了。要是我讲的就没啥意思了，影响力就在这儿。”他问李嘉诚这些年投资上最成功的思路是什么，李嘉诚说，要永远相信：当所有人都冲进去的时候赶紧出来，所有人都不玩了再冲进去。李嘉诚再次讲了那个从小听到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洛克菲勒与擦鞋童的故事。“我说你们在互联网上投资也很凶猛啊？他说互联网需要的钱比较少。”江南春笑着回忆，“这个钱对他来说是太少了，没所谓啊。但是他说在房地产上面很慎重，讲究四个字：步步为营，一定不冒进。”

　　“我觉得，”江南春对《中国企业家》说，“他就是记住了一些真实的道理，这个道理谁都懂，给谁讲都理解，但是做起来不容易。比如炒股票，大家都知道高抛低吸，但是做的时候都不是的，都是反方向操作的。而他相信了这个原理之后，就永远都按照这个原理做。”

　　类似的话韦尔奇也说过。2004年，他到中国来，原华润集团董事长宁高宁问他：“你的成功已经成为一个神话。如果有人想重复你的成功，即使是在很小的规模上重复，如何做到？”韦尔奇说：“一个首席执行官的任务，就是一只手抓一把种子，另一只手拿一杯水和化肥，让这些种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让你周围的人不断地成长、发展，不断地创新，而不是控制你身边的人。你要选择那些精力旺盛、能够用激情感染别人并且具有决断和执行能力的人才。把公司的创始人当成一个皇帝，从长远来说这个公司是绝对不会成功的，因为它没有可持续性。”

　　韦尔奇认为，“可能中国企业领导人比较欠缺的是，很多的企业家不能够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应该多从下属的角度考虑问题，让他们感到激动，为他们所取得的成绩庆功，如果是这样，我相信它会极大地改进中国企业的管理。”

　　“我想你们应该有一个秘密的配方，但是你提供的只是常识。”宁高宁追问。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韦尔奇说，“最重要的是你要身体力行。每个人在报告中都写到感谢我的员工，并不是这么简单。他们从来没有走到员工中去，从来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从来没有祝贺他们的成功。” 

      　告别

　　每桌只有半个小时，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向李嘉诚提出问题。马云没有问题要问，但是很认真地听别人的提问。“商业才能很多企业家都具备，但是只有像李嘉诚一样，具有好的人品，才有可能做大。毫无疑问，李嘉诚是华人世界最受尊重的企业家，要成为李嘉诚很难，因为他的时代具有独特性，但是我们有可能学习和超越他。”马云说。

　　牛根生也没有提问：“我都‘如雷贯耳’了，就不好意思再占用别的同学的时间。”他没有老老实实坐在座位上，而是像项兵一样，跟着李嘉诚在各桌间走动。“他做到今天用了50年，我们有这个时间，一定会出现更多的李嘉诚。”

　　姜汝祥认为，中国企业家把眼睛盯在李嘉诚的人格上实在是一个误会，“中国企业家大都喜欢李嘉诚的为人，所有关于他的‘秘笈’都是讲他怎么做人，宣扬这个其实是极大的误导。大家都以为李嘉诚的成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轴心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李嘉诚是以西方企业制度为轴、以中国文化为手段，他的成功是西方制度化的成功。中国人最不缺少的就是仁义道德。我们应该问，如果是李嘉诚自己向李嘉诚学习，他会学什么？我们缺少的是好的制度，赤裸裸的利益制约机制。”

　　如果中国企业家真的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不是李嘉诚的错，因为他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公司一向是以西方的经营模式来管理的。我作为公司的领导，对同事和经营的方针都会掺入一点我们中国人的人情味。当你看到员工对你的企业有贡献，同时对公司忠心并盼望在公司长期服务的，而你也感到他的品格正直，那么你就要留意他，要令到他觉得前途有保障。在信任员工的同时，亦必须有一个制衡制度。如果单凭个人的意愿，觉得某个人不错，就随便任用，最后出了问题，不止害了自己、企业，还害了这个人，如果你早有一个制衡制度，就不会出这个大毛病。”

　　“美国科学化的管理有它的优点，可以应付急速的经济转变，但没有人情，业绩不太好时进行大规模裁员。我们做不出，因为会令员工没有安全感，也会导致许多人突然失业。我们糅合两者的优点，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以保存员工的干劲和热诚。我相信可以无往而不利。”这些话应该与姜汝祥所说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一个意思。

　　三个小时很快过去，到告别的时候了。又一轮拍照高潮掀起，李嘉诚仍然笑容可掬地满足大家的要求。

　　电梯门打开。李嘉诚与每一位企业家握手告别。

　　“这么大年纪，做到今天的地步还非常亲和，亲自在电梯口迎接，然后再亲自送到电梯口，我们大家都非常感动。当然，人跟人不一样。像冯仑、张文中他们到蒙牛，我把他们从飞机上接下来再送到飞机上，他们也不会感谢我。”牛根生在总结会上的发言引来了预想中的大笑。

　　李嘉诚向来访的企业家问道：

　　当我们梦想更大成功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更刻苦的准备？

　　当我们梦想成为领袖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服务于人的谦恭？

　　我们常常只希望改变别人，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改变自己吗？

　　当我们每天都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知道该怎样自我反省吗？

      

中国企业家请教李嘉诚之问题

　　问：商人与好人矛盾吗？

　　答：正正当当做一个商人是不容易的，因为竞争越来越大。如果个人没有原则，从一个不正当的途径去发展，有的时候，你可以侥幸赚一笔大钱，但是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同时后患无穷。“知止”是非常重要的。

　　问：怎样平衡奉献社会与回报股东的关系？

　　答：作为一个公众公司，你一定要为股东创造你应该创造的利益，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基金不同，基金是你个人拿出来的。成功之余能拿出一笔钱贡献社会，做让自己一生都觉得永远高兴的事情。这两个是不冲突的。

　　问：对于人才，能力和品德哪个更重要？

　　答：用人最主要是看其忠诚可靠程度，与企业结合在一起的意向、期望及工作能力有多大。对于忠诚的员工，企业将会给其最大的发展机会。在信任员工的同时，亦必须有一个制衡制度。如果单凭个人的意愿，觉得某个人不错，就随便任用，最后出了问题，不止害了自己、企业，还害了这个人

　　问：宏观调控下民营企业如何发展？中国企业家要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家，要经历哪几个阶段？

　　答：宏观调控政策是重要的，国家无论推行什么政策都不会让经济出现大波动的。事业要成功，自己要投入。有兴趣力量就有了。要按部就班，不要投机取巧，有困难时更要培养自己的兴趣，来为改变环境而努力。

　　国内的企业家应该自己想出一个办法去直接寻找市场，现时由于中间经过多重转折，工厂制造的产品所赚的都是蝇头微利了，出口商赚得反而更多。如果要做一家跨国成功的世界企业，市场是要靠你自己建立起来的。

　　（《中国企业家》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观点：偶像亦凡人

　　有时远距离地看李嘉诚和韦尔奇反而带来很多想象的快乐和智慧，走近了，又觉得他们在许多事上与我们想的也差不多，也是凡人

　　文/宁高宁

　　在企业界，探索别人的成功是一个永远让人着迷但又永无答案的话题，在西方的韦尔奇和在东方的李嘉诚都是这样不断让人分析研究的对象，有时我们远距离地看他们反而带来很多想象的快乐和智慧，走近了，又觉得他们在许多事上与我们想的也差不多，也是凡人。不同的企业有多少成功的方法，有多少不同性格的人可以经营成功的企业，看来这个创造会永远继续下去，永无结束。

　　我观察，心大，想的事大是韦尔奇和李嘉诚的共同特点。韦尔奇的要么第一、第二，否则关掉、卖掉，现在大家听来已经很习惯了，可当时，他不可能做详细的可行性分析，因为做到了，就成了管理法则的一部分。心里想的大不是能成功的充分条件，但是前提条件。李嘉诚几乎是香港商人中惟一把产业发展到国际的企业家，其实地产在当时已足以让他成为香港前几位的富人，可他在多年前就看到了能源、码头和电讯，而且是在全球角度看的，我相信他涉入这些行业的时候，他的财务能力不足以让他很长远地计划这些业务，可这不妨碍他想的很大，直到今天，李嘉诚的公司在全球几乎是惟一的执着大量投入3G电话的企业，3G电话最终能不能达到预想的成功，现在还有不少争论，可它无疑是全球最大的新电讯业务的发展计划，它可能不会百分百按原来预想的成功，可它很可能会在推进中，通过不断调整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现在人们对3G业务的看法已不像两年前那样悲观了。总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在进行中，这是韦尔奇和李嘉诚所领导的企业的共同特点。

　　能在精神上和人格上驾驭一个大的组织是韦尔奇和李嘉诚另外一个共同特点，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力量，才使他们领导了全球最大的两个多元化的企业，他们都不是某个行业的专才，多元化的业务带来了比专业化公司更复杂的投资和管理构架的决策，这些对他们两人好像都不是问题，和黄和GE好像是全球不多见的可以多元化投资，而又不受到一直追求专业化的机构投资者批评的公司。韦尔奇在GE的组织发展和领导上已成为经典，李嘉诚的公司也是一样，它在香港的华人企业中可能用了最多的不同国籍的人，也是众多企业中最受到员工尊敬的老板。

　　其实韦尔奇和李嘉诚是不能相比较的，因为处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我想创业者应该多学李嘉诚，经理人应该多学韦尔奇。因为李嘉诚是真老板，韦尔奇是打工的。韦尔奇可能更注重员工的培养和参与，李嘉诚可能更要求员工的忠诚和服从。韦尔奇在战略上更看重行业地位的不断提升，李嘉诚可能更倾向于资产的交易。李嘉诚可能对人更谦和，韦尔奇可能对事更直接，这些特点可能因为文化不同，身份不同，在特定环境下都是对的，什么特点可以给我们启发，可能要靠我们自己去体味，还要去创造。

　　（作者系中粮集团董事长） 

     

中国企业家与韦尔奇的两次会面

　　这个比李嘉诚小7岁的老人宽容地允许来自中国商界的晚辈跟自己唇枪舌剑

　　文/本刊 记者 刘建强

　　李嘉诚和韦尔奇应该是对中国企业家影响最大的两个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李嘉诚的影响力绵厚持久，而美国人韦尔奇则更像是一场疾风暴雨。

　　六年前，包括中国远洋集团总裁魏家福、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前总裁卫留成、南方航空公司总裁颜志卿、春兰集团董事局主席陶建幸在内的18位中国企业家到GE管理发展学院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培训。与后一次民间性质的活动不同，这一次是由政府组织的。《南风窗》杂志报道，1999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钅容基访问美国见到韦尔奇，谈到中国非常需要高级企业管理人员，问他能否为此做些事情。一年后，学习班开课。

　　2000年，在GE，很多东西让中国企业家感到震惊和不解。比如，GE在100多个国家经营，年销售收入超过千亿美元，它的财务管理能够做到滴水不漏，国企的领导者们很受震动。而对于高层管理者中每年有10%到15%被免职，中国企业家的疑问是：如果经济大环境不好怎么办？韦尔奇的回答是：投资者是不考虑什么大环境的，他们只要求回报。

　　也许，认识到把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企业家们这次远道学习的最大收获。

　　在姜汝祥看来，韦尔奇代表的是中国企业家的梦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高不可攀，关键问题还是在于企业制度。

　　2004年，退休后的韦尔奇携妻子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企业家过招。事实上，尽管只过了四年，韦尔奇在中国的热度已经降低，没有引起想像中的波澜，一直希望向韦尔奇当面请教的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也并没有出现在论坛上。与此同时，韦尔奇对于中国企业家几年来的进步给予了高度评价，听起来也不完全是客气。那一次，傅成玉与韦尔奇有过如下对话：

　　韦尔奇：“做生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找到胜任重要岗位的最好的人才，并且确保这些人在企业的体系内发挥作用。”

　　傅成玉：“我们企业的人事改革是全员下岗，重新上岗，有近50%的人不能回到原岗位，但我们不能把他们推向社会。我们有能力把企业做大，让他们转岗，做主业以外的事情。所以在中国，国有企业有一种社会责任。”

　　韦尔奇：“如果企业做得足够大，就可以有更好的人才供你使用。”

　　傅成玉：“我认为所谓最好的，都是相对的。他对某一行是最好的，另一行可能就不行。人才完全取决于培训。我的认识不同，韦尔奇先生总是说请最好的人，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最好的，不过是选择了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

　　郭广昌也在极力“进攻”韦尔奇。

　　郭广昌：“我非常同意韦尔奇先生说的人是最重要的、人是第一资源这样一个论点。但是我只是觉得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每个部门的重要性会发生一些变化。”

　　韦尔奇：“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我不知道你对观众的反应是否感到吃惊？你觉得很吃惊吗？(现场观众大多认为人力资源部门比财务部门更重要)”

　　郭广昌：“我相信大部分人在听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猜到你的答案肯定是人力资源最重要。(问观众)是不是这样？他讲这个话的含意就是他认为人力资源是第一重要的。”

　　韦尔奇：“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没有自己的头脑吗？”

　　郭广昌：“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有头脑，但是明星的力量还是非常重要的。”

　　韦尔奇给中国企业家留下的印象是直率、机智、有幽默感。“我很喜欢他，”郭广昌说，“我平时不大敢在别人面前讲英语的，但是在他面前很自然。他总说要让员工充满活力，充满自信，确实是这样。他能让你跟他没有距离感。当然，我也在给自己打气：我的英语比他的中文好。”

　　在李嘉诚那里，中国企业家们受到的是别样的洗涤。而韦尔奇的来访为中国企业家带来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那个比李嘉诚小7岁的老人宽容地允许这些晚辈跟自己唇枪舌剑。

来源：中国企业家   作者：刘建强（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