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政府采购协议》，我在前文当中已经有所叙述，对于这一世贸组织的诸边协议，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是我们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有的学者强调加入世贸组织就必然要加入《政府采购协议》，认为这是我国政府的必由之路，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作为诸边协议，世贸组织的参加国或地区不一定要加入，这一协议也只是对于参加方有效。所以，虽然我们要加入世贸组织，但是并不是我们必须要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探讨我们怎样面对《政府采购协议》就有其必要性。

    加入《政府采购协议》就意味着在这些国家之间要互相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作为《GATT》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例外的政府采购就不能够再成为政府用来保护民族产业和本国企业的方式，虽然同时成员方也获得了进入其他国家的政府采购市场的机会，但这也不能够排除其他国家的企业以相同的条件投标，或者获得项目，如果没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在这一看似平等的对等开放中，就会有国家吃亏了。发达国家加入的目的还是来争夺第三世界国家的市场。

    但是，从协议的要求来看，《政府采购协议》的贸易自由化的要求还不是很高，各国政府可以自主地决定相关领域的开放程序，加入之后，将有利于一些优势产业发展的国际化。本国政府对《政府采购协议》的义务的控制性主要表明为：第一，只有本国政府列入附件1的政府采购实体进行的采购才承担相应的市场开放的义务；第二，对于次中央政府的采购，成员方可以严格按照互惠原则协商确定彼此开放的领域；第三，不实行最惠国待遇原则，相应的对外开放领域只取决于两国政府的双边谈判，本国可以有选择地决定对相关国家开放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第四，《政府采购协议》第23条规定了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方面的例外，来限制《政府采购协议》适用，从而维护成员方的国家主权。然而，究竟什么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该协议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这实际上为各成员方回避相关义务提供了一个口袋条款；第五，该协定对于发展中国家规定了相应的优惠措施。同时第5条规定了可以允许成员方相互协商来排除适用于国民待遇的规定；第16条规定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贸易补偿。 
 
    同时，协议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大，程序也越来越严格和科学，《政府采购协议》自身的多边化亦是大势所趋。在东京回合形成的1979年协议中，其适用范围只适用于货物采购。1987年修改时，虽未将服务采购纳入到协议的适用范围中来，但是在门槛金额上从15万特别提款权降到13万特别提款权，并把租赁合同纳入进来。同时对协议其他方面的修改包括：增加了不得基于与外国的所属关系和外国所有权比例的程度而在当地建立的供应商之间实行差别待遇，不得基于被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生产国别而歧视在当地建立的供应商的规定；完善了招投标程序；改善了合同授予后的信息披露机制，要求采购实体在指定出版物上公布合同授予的公告。乌拉圭回合形成的新协议则在适用范围上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将采购标的从货物扩展至货物和服务(包含工程服务)；将采购实体的范围从中央政府实体扩展至次中央政府实体和公用企业。此外，新协议在招投标程序、补偿交易的禁止以及救济程序和争端解决程序方面也更加严谨。

    并且，从实践来看，我国经过将近6年的政府采购试点以及推广，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初步建立了政府采购的相关制度。我国的行业，企业在经过改革开放的20多年的发展和磨练，一部分企业已经具备了在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

    综上所述，我认为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有益而无害，但是，我们应该选择加入的时机，在未作好充分的准备之前，不能够匆忙加入，那样给国内市场带来的冲击将会非常大，而且，作为对国内企业以及工业保护的很有效的措施的作用也将不会再有。因此，我建议，中国再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并不急于签署《政府采购协议》，而应该抓紧时间，完善自身，在法律，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作好准备。也就是需要一个过渡期。大约十年左右，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规定，到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民族产业的发展程度将初步具备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条件。

    而且这些现在已经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国家的民族产业在政府指导和扶持下以及市场竞争中得到长足发展，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中国在加入之前也应该考虑这些因素，从而确时机是否成熟，主要要考虑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与政府采购关联度大的产业的发育状况，其他国家在与我国谈判中所给予的市场准入承诺和能给我国带来的好处。从现阶段来看，我国的各产业生产力水平都不高，很难与发达国家抗衡，我国农业生产更是效率低下，很明显，现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肯定是不合适的。

消息来源：国匙网